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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调查报告的模板篇1
我就要走上社会了，离开生活四年的大学校园了，一时我有一点不舍，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聚散总有时，只能期望自己将来的生活比现在还要好，那样的生活才是进步，才是更有意义的生活。
回想毕业之前两个月的教师实习，我一直难以忘怀。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四年来，我以做一名高素质的优秀师范大学生为目标，全面严格要求自己，不断追求进步，不断完善自己，不断超越自己。
近两个月的实习，使我真正体会到做一位老师的乐趣，同时，它使我的教学理论变为教学实践，使虚拟教学变为真正的面对面的教学。近两个月的实习，现在回想起来，短短的实习生活，感觉可以说不错，真的很不错。当我漫步在实习的校园里，那出自学生的一声声“老师好。”“老师好”的感觉真好，我有时觉得自己是不是被叫上瘾了。
近两个月的实习，令我感慨颇多。我实习的班级是二年级201班，一大群八、九岁的小孩子，又可爱，又活泼，又好动，又调皮。记得我刚到课室的第一天，下午就有的同学送了自己画的画给我。我非常感动。
听了一周的课之后，我开始走上讲台，开始了自己的第一篇“处女作”。当然，刚开始心情特别紧张，由于经验不足和应变能力不强，课堂出现了“讲课重点不突出，讲课顺序不清，师生配合不够默契”等等。针对出现的问题，指导老师要求我多听课，多向经验丰富的教师学习，并且面对面地指出教案的不足以及上课时存在的缺点。帮助修改教案，她们没有丝毫的架子，有更多的是朋友般的亲切交谈。
为了弥补自己的不足，我严格按照学校和指导老师的要求，认真仔细地备好课，写好教案，积极向其他同学和老师学习，多多向人请教，把握好每次上课的机会，锻炼和培养自己的授课能力。
在上课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困难:譬如学生的不配合就常常令我痛心疾首。当时有人建议我使用强制的方法。如罚站、罚蹲等。诚然，这种方法可以勉强维持课堂秩序。然而，这也无疑加深了老师与学生之间的隔阂，甚至使学生产生厌学的心理。作为教育工作者，就要想方设法创设民主和谐的教学气氛，在教学活动中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而且教师要把自己当成活动中的一员，是学生们的良师益友。我取得的教学效果还不错，有几个很调皮的学生在上我的课时认真多了，还积极举手回答问题。
八、九岁的小孩子很好动，而且注意力非常容易分散，这样很容易开小差，影响教学效果。为了改善这种情况，我给每个小组在黑板上加小红花，哪个小组认真听课，就给哪个小组加小红花，这种方法取得的效果果然好。以前常常因为学生在下面开小差，我喊破嗓子都没办法控制，现在却可以很好地控制课堂，直接向课堂要效益了。
俗话说:“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兴趣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的体会是必须把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起来，使他们在快乐中主动学习。无论是上语文还是数学，我都采取以学生为主，老师为辅的教学方式，课堂只要是以学生的朗读和提问为主，然后让学生充当小老师的角色讲评，我再加以补充、纠正。因为课堂都是以学生讲为主，充分调动了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由“要我学”转化为“我要学”的教学方式。激发了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
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喜欢炫耀自己，于是我根据他们的个性和年龄特点，非常注重鼓励他们。只要他们答完问题，我都用鼓励性的语言对他们说:“真好”、“真响亮”、“还不错”等等。他们得到老师的赞扬，积极性提高了，久而久之，就养成了敢于举手回答问题的习惯了，而且，同学回答问题很好的，我就叫所有的同学用“棒、棒、你真棒!”的激励话语来鼓励他们，这样，充分活跃了课堂气氛，学生情绪饱满，起到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批改作业，纠正学生的错误是非常重要的。我在纠正学生每个错误的时候，写上激励的评语，并在评语中强调订正的重要性，并根据各个学生的情况加以勉励之，开导之。对那些在我要求订正之后依然不订正的学生，我在作业上写明。我的指导思想是不断给学生纠正错误的机会，直至认识了错误并改正为止。对于个别情况的学生，我会辅导他们，直到他们主动改正错误。身为一位教育工作者，就是要有这样的耐心，才能把学生的缺点纠正过来。
整个实习期间，我觉得班主任的工作最令我难以忘怀。由于二年级的学生都还小，自我组织和约束能力都还很差，特别是后进生更差。这就需要老师牵着他们走，告诉他们应该怎样做。我特别注重对后进生的工作，要实现“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教育理想，因为我相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教不好的老师，因此，我非常注重我自身素质的提高。在这方面，我绝不训斥他们，而是耐心地教育他们，跟他们聊天，了解他们，对症下药。制造机会让他们参加班里的活动，让他们知道，老师是重视他们的。学习成绩好只是孩子健康成长的一个方面，不能因为成绩不理想就怀疑孩子的能力，因为才能是多方面的。在我的悉心努力下，班里的几位后进生成绩都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以前考试从不及格的，在接下来的语文和数学2个单元测验都及格了。从中我深深体会到，对那些后进生不能只是一味地训斥，罚站，罚蹲，而要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对症下药。
时间过得真快，短短的近两个月实习生活已经结束了。这近两个月的实习使我的教学经验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我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知识是永无止境的。在取得好成绩的同时，我时刻不忘超越自己，面对教育事业的满腔热情，将鼓舞着我不断前进。
走上社会的我该何去何从呢，这是一只令我困惑的问题，我一直在不断的拷问自己，自己究竟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是去继续当教师，还是参加公司工作，或是下海经商呢，这一直是我解不开的心结，我的未来究竟会怎样，我不知道!
前面的路还是很彷徨，我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走向成功吧!
社会调查报告的模板篇2
一、 实践报告研究背景：
随着我市经济建设日益加快，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广大群众对精神生活的要求随之提高。为了满足居民对于体育运动的需求，体育局通过对上积极争取，目前在石家庄各地陆陆续续，或多或少地安装了各种式样的体育设施，这既丰富了人民的业余生活，又增加了人民的身体素质。
然而，体育设施分布是否合理，设施是否完善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随之产生的许多问题有待解决。比如：器械坏了是否有人修理；由于器械老化而产生了意外事故，这该由谁来负责等。本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因此，我们确定了以调查学府路附近社区体育设施为课题，力争减少社区居民的伤害事故，并为居民建立一个优美、舒适、安全的健身场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我们感觉到了研究此项课题的重要性及其必要性，对于此项课题的研究不仅可以锻炼我们的实践能力，也可以使更多人乐于其中。
二、 研究过程
目前学府路已建成了7个健身点，其中7套全民健身路径，总投资数万。体育设施在社区内的分布状况也有所不足。总体来看，河北体院附近的体育设施分布比较协调，3个居民小区有体育设施。但在河北经贸附近体育设施没有，这显然给其它地方的居民带来了诸多不便，又有谁会千里迢迢跑去健身呢？
1、您是否知道小区体育设施的种类？ 是（57%） 否（43%）
2、 您是否经常锻炼身体？ 是（57%） 否（43%）
3、 您一般何时锻炼？时间为多长？ 早上 1 小时左右
4、 您是否能正确使用体育设施？ 是（93%） 否（7%）
5、 您是否曾因锻炼不当造成受伤？ 是（7%） 否（93%）
6、 您所在的小区体育设施是否完好？ 是（71%） 否（29%）
7、 您是否认为应新增一些体育设施？ 是（86%） 否（14%）
8、 您认为用这些设施锻炼后是否有效果？ 是（86%） 否（14%）
由此可见，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群为数不少，而且大多认为能正确使用体育设施，锻炼效果也不错；但小区体育设施完好程度和更新不够理想。那么，我社区现有的体育设施现状到底如何呢？为此，我们先后学府路附近等几处体育设施所在地进行实地考察，发现了一些存在的问题：
1、 运动器材缺乏专人管理与维修：
这些外表披红挂彩的体育设施近看还真是“披红挂彩”，伤的伤，死的死，10%—50%的器材是已损坏或快要坏了的。经过几场大雨的洗礼，这些器材上的铁锈爬满身，更严重的则面目全非了，说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几块烂铁搭起来晾衣服呢？还有的一些不是缺了胳膊就是少了腿的，可谓惨不忍睹。
访谈时，讲到这些体育设施该由谁来保管时，人们意见各异。有些男士在回答此问题时，还粗鲁地回答：“这个又不关我们的事情，谁弄（这些体育设施）过来的，就由谁来保管嘛”。这样回答的人还不止一两个。调查发现：48%的人认为是由大院来保养，有30%的人认为由体育局保养，仅有22%的人认为这是由广大群众和相关部门共同来保养的。看来体育设施到位了，但人们去维护这些公共财产的意识还没有到位。
2、 个别居民把运动器材挪为它用：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了另一道独特的凤景线，令我们大为惊讶。在绿源小区，个别居民居然在双杠上晒被子，在单杠上挂内衣裤。这种情况在晴天常有，它不仅妨碍了居民的锻炼，也有碍于市容整洁。在调查过程中，有一老伯见我们刚想拍照，他马上收掉了被褥。不难看出，人们对于这些错误的做法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不至于麻木到一点反应都没有。
社会调查报告的模板篇3
大一的第一个暑假本打算是去打暑假工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变了程序，变成了去帮老师招生。几乎是整个暑假我都在我招生忙碌着，不管做事的或多或少，报酬的或有或无，我始终是抱一颗虔诚的心去学习的。以下是我在招生过程中所获得的一些总结：
第一，人人将心比心。知道我招生的人几乎是每一个都会问我一个问题—工资是多少？有时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难道每个帮老师招生的人都是为了钱去的吗？只要是与钱有关的大家就会毫不吝啬的放过你。我想，这已经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不管是什么东西，都会和利益扯上关系，各自为了自己不同的目的，将心比心，勾心斗角。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不是任何东西都是能用钱解决的。我们人生一辈子，很短暂，为了每个人不同的梦想，我们要做好多事。在我们奋斗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在无形中所获得和理解的。并不是用钱能买来的。就像我这次招生，把这当成一次锻炼的机会，扩宽自己的视野。尽管其中我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我所获得的收获比那失去的会更有用，并将会影响我一辈子。从而我也更早的认识了这个社会的某些现象，为以后自己进入社会打下好的心理基础。我不敢说我比别人清高，我只希望大家不要把每件事由于利益扯上关系。
第二，高三老师的品德问题和高三学生的无知（这里我想说的只是一部分人）。在我招生的过程中，我真的为有些人感到悲哀。有些学校为了拉到更多的生源，不惜一切代价，贿赂毕业班的老师，要他们老师帮他们宣传。他们也不看看这个学校究竟怎么样，就给他们的学生瞎指点，有的几乎第一志愿填的都是同一所学校。我不敢说我们学校比别人好多少，但我能大胆的说，我们学校的品德要比你们好。敢问那些受贿的高三老师，你们的良心会受到谴责吗？这次选择有可能就决定别人一辈子的命运啊！想想那些高三的有些学生，难道老师所说的和所做的就真的那么正确吗?即便你们没出去认识世面，你们也有自己的辨别能力啊！什么好，什么不好?为了自己的未来，你们总是有办法知道自己要读什么样的大学。学校并不在乎公办的就一定民办的好？钱多钱少的问题？我要看的是这个学校是不是国家承认的，有一定师资力量的，你能学到东西的学校。虽然大家都不懂，但我相信一个高三的毕业生能辨别一些是非。因此，我只能说部分高三老师品德有问题，部分高三学生很无知。
第三，矢志不渝的不离不弃，你一定能坚持到最后。我的同学都认为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往外跑的人，一周不出去一次就代表我不正常了。我自己也承认，的确如此，我不可能是个宅女。可没想到这次帮老师招生，一切不可能的都变了可能，我当场了名副其实的宅女。其实我来这里主要是帮老师招生的，不是来玩的，所以我不得不约束自己的行为，把老师交代的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完成好。因此，我就没那么有时间闲逛了，再说这里也没什么好逛的，也就天天呆在宾馆里。在这段时间里，我其实多次呆不下去了，心里有点烦恼，我为什么要这样？没办法，和姐姐经常聊天，我的心态才好些，不然，以我的性格，是真的呆不下去。也因此，我终于坚持到了最后，我觉得这就像我生命中的一个奇迹：我真的能这么安分的在一个地方呆这么久。所以，以后我做什么事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常常放弃了。矢志不渝的不离不弃，我们大家一定能坚持到最后。
第四，放宽自己的心胸，你一定比别人快乐！打电话是一件非常繁琐的事，学要耐心、心态好、说话温柔。恰恰这都是我所没拥有的。有时给别人打电话，态度不够好，耐心也不够。但姐姐告诉我，你不要总想那些不好的事，你想一想你做这件事获得了什么就可以了，不必在乎太多的得和失，有收获就行。再说有时候社会就这样，有可能比这更残酷。所以，有时候心胸稍稍开阔些，你就会获得更多的快乐！与其痛苦，不如快乐的过好每一天。
以上几点，是我在这次暑假社会实践中的心得。点点滴滴，都代表我每一份的进步。虽然花费了一个暑假帮老师招生，但我觉得值。在乎太多的得与失，只会让我们经常在人生的道路上走错更多的冤枉路。我们何不保持乐观的心态过好每一天，你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社会调查报告的模板篇4
四川电大社会实践报告报告
作 者:xxx
市级电大 四川电视广播大学
专 业:xxx
年 级:xxx
学 号 :xxx
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迅猛发展，国民收入的不断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的质量，当人们已满足衣食温饱之后，便对住宅环境及其所在的社区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物业管理在我国虽然是一个新兴的服务行业，但也有30多年的发展历史，应该说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它由兴起到发展，现已成为现代居民生活不可缺少的服务行业，物业管理究竟能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作为一名物业管理专业者，在即将毕业之际，我作了一次实习调研。
20xx年6月至20xx年12月，为进一步巩固所学知识，理论联系实际，我在成都市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为期半年的访问学习。在实习期间，我们受到了成都市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热情接待。通过到公司各物业管理处的实习，我对各处的物业管理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在这一过程中，我学到了物业管理工作中的具体业务知识，丰富了所学的专业知识，为以后正常工作的展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调研对象的基本情况
成都市成都蜀信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1998年，具有国家一级物业管理资质，作为成都置信集团旗下的全资子公司，蜀信物业代表置信物业服务最高水准引导成都和谐物业管理发展的方向，截止20xx年3月，公司总人数达到2300余人，7名员工进入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物业管理专家人才库，公司对外管理的项目涉及高档住
宅、商住楼和大型综合商业楼盘。公司所服务的物业类型包括住宅、别墅、商业、商住楼、酒店、写字楼、旅游地产等近50余个项目，管理区域从成都覆盖到重庆，实管理面积达400余万平方米。公司先后接待了包括联合国住宅与环境署、国家建设部、上海市政府以及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在内的数十万人次的参观学习，有着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蜀信物业历年当选省、市第一金牌物管、所服务小区被建设部授予“全国物业管理示范住宅小区”。物业公司先后接待了包括联合国住宅与环境署、国家建设部、中国物管协会、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团体在内的近千批次考察团的参观学习，有着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
蜀信物业管理丽都花园作为成都和谐物管的名片，代表成都和谐物管模式被在全行业范围内广泛推广，近年来，蜀信物业主导参与地方法律法规、行业标准制定近20余部，被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确定为行业龙头扶持企业，20xx年，蜀信物业品牌形象被市级以上媒体免费无偿报道200余次。
公司经过14年管理沉淀，秉承“为您想得更多 为您做得更好”的服务理念，坚持“置信生活方式”持续推广，通过亲情、贴心的服务，树立了蜀信物业作为成都住宅物业的标杆品牌；在背靠成都置信集团的支持下，近年来，蜀信物业进行市场化探索，在住宅物业方面，先后与上海绿地、重庆华港、福建华星等众多品牌开发商合作，承接当地品质标杆大盘；在旅游地产方面，与成都文旅集团、大连海昌集
团等合作，承接了宽窄巷子、西岭雪山、平乐古镇、极地海洋馆等众多旅游景点与旅游地产项目；在银行金融物业方面，除承接财政部驻四川办事处办公大楼外，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华夏银行等携手，为其提供大堂接待、会务组织及常规性的物业服务；在商业运营方面，与润川置业携手，为家百年国际家居展贸城实施全程商业策划运营代理。公司树立了一条以住宅物业为主，以银行金融物业与旅游地产物业为辅的新战略，实现品牌与经济效益双赢。
蜀信物业已经建立起一套科学的运作机制，完善的内部管理程序及严格的规章制度，1998年就引进“港式物管”，以百万年薪聘请有多年香港特首府邸管理经验、“亚洲物管之虎”之誉的曲远东先，创造性的将港式物管的细节标准与亲情文化根植成都，在20xx年就通过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蜀信物业通过13年来的管理经验，自行编制了一套人性化的服务体系，并置信培训学校与蜀信督导队为体系运行支撑，以被引为业界学习的最高标准。
“为您想得更多 为您做得更好”的经营服务理念，让蜀信物业的每一位员工树立起以“业主为先”的亲情、贴心服务文化，置信培训学校对员工执行力与团队意识灌输，练就一只具有狼性文化铁军，对业主推行以“服务”为核心置信生活方式，以“亲情”为精髓，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信立业；对员工实施帮扶爱心之旅，营造大家温暖文化。
置信生活方式理论基础是《置信生活方式宣言》，该宣言最早发表于1998年12月8日的《华西都市报》、《成都商报》，引起了团中央、中央党校、北京社科院、《求是》等政府和社会专家的广泛关注，
纷纷展开大讨论，认为它带给了社区居民思想观念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它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城市生活。后经多年的实践，20xx年12月，推出05版《置信生活方式宣言》，提出置信生活方式的系统服务理念。20xx年3月，置信生活方式从“人本?精致?快乐?高尚?价值?和谐”六个方面给出了置信产品与服务的新诠释。
概括而言，置信生活方式以“服务”为核心，以“亲情”为精髓，以诚待人，以情感人，以信立业；推行“为您想得更多，为您做得更好”的企业服务理念，从1999年3月至今，置信已举办了六百余次置信生活方式活动，近百万人次享受到了置信生活方式的服务，对现代都市生活实现全面关怀。从“置信生活方式”运用的马斯洛需求理论出发，以“为您想得更多，为您做得更好”的置信服务理念为宗旨，蜀信的物业服务关注人本、人性及人文，以诚待人，以情感人，关注业主每一个细微的真实需求和生活细节。
二、调研的目的和意义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调研的目的之一;另外，想对现阶段物业管理行业在社会上的发展状况做一个了解，以便为今后正式走上工作岗位做一个坚实的基础，这是我调研目的之二;物业管理虽然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从物业管理的现状来看，行业内部和社会环境之间有一系列的问题需要解决。只是随着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为物业管理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行业内部不断自我完善，这样，物业管理的美好前景才能变为现实。我想通过此次实习，我会对物业管理有一个新的认识和体会，会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社会调查报告的模板篇5
一、前 记
一、调查区域
1.调查区域的地理、人文状况。
本专题的调查区域为广东番禺市东南部的南沙半岛。南沙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几何中心，居珠江出海口要津，东南距香港38海里，西南距澳门41海里，西北距广州54公里。南沙的陆地面积为54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27894亩，为临海丘陵地带。
南沙在唐宋以前乃是珠江口内的一群岛屿，后因沙泥淤积，遂在岛屿四周冲积成小沙洲，至明清，始连成片开垦为田。宋末元初（1278-1280）年间，始有先民到南沙开发繁衍，并将此地称为“沙埠”.元明时，亦称“沙埔”.因南沙原为船艇锚泊的海湾，故又名“南湾”.至清代，因今南沙境内最高峰黄山鲁之南拥有大片沙洲，故始习称“南沙”并沿用此名至今。
南沙在清代，属东莞县莲溪局辖下；民国时期，属东莞县第九区；1952年7月，从东莞县脱出，属珠海县第四区万顷沙乡；1957年 5月，从珠海县脱出，归属中山县万项沙乡；1959年7月，从中山县脱出，归属番禺县万顷沙人民公社；1961年3月，从万顷沙人民公社脱出，独称南沙人民公社；1983年12月20日，改南沙人民公社为南沙区；1987年1月1日，改南沙区为南沙镇；1990年6月，经广州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南沙镇东北部建立番禺南沙经济开发区；1992年6月，南沙镇与经济区合并为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如今，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辖1个居民委员会、15个村民委员会，含36个自然村、 7001户、24515人。
南沙原为极其偏僻荒凉的落后地区，解放前是土匪窝，解放后是劳改场，文革时是下放“知青”之地，生活水平之低下可想而知。当地居民大多自称为“ 家佬”、“水流柴”意为生活无依，飘泊不定，即便捕鱼兼耕作，也只能勉强维持糊口。
2、调查点的选择
我们在从事本专题调查时，选择了板头管理区与东瓜宇管理区作为调查点，此两个村相距约一公里，为相邻村。
a.板头管理区（村）
“板头”原称“攀头”,意为攀山越岭到尽头，寓创业艰辛之意。因“攀”字笔划繁多，故简略为“板”字。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原籍陕西京北郡黎族祖先黎藩庄，其先人于宋代南迁广东，经南雄珠玑至东莞，再由东莞塘头迁至南沙塘坑。其后50多年，又于成化年（1465年），黎族的大部分人再由塘坑迁至板头建村。 板头村位于南沙中部偏西，三面环山，北为较平坦的耕地，居民向来重视农耕。板头村的民居依山而建，颇具山村特色，旧居民的布局成行成排，显然经精心规划，至今依然保持原貌。（注）富庶人家的楼房为两层，虽已斑驳，但仍可想见当年雕梁画栋之盛姿。板头村由上村、下村、社树三部分组成，现有人口1234人，353户，绝大多数人姓黎，间杂有陈、何、叶、朱诸姓。人均耕地面积为109亩。
我们选择板头村作为调查点的理由是其具有较深远的农耕传统，传统人文色彩较浓重，宗法系统较完备，且目前的经济较发达，所以可视为剖析都市化过程中农村社会变迁的.较理想对象。
（注）：我们问村民：“为什么没人拆掉旧居民？”村人说：“按习惯，儿子一结婚就分家出去，父母给他一笔钱，他自己筹一笔钱，另外盖新房居住。”所以，今天仍然住在旧宅中的人大多为村里老人及外来民工。
b.东瓜宇管理区（村）
东瓜宇村原名东瓜屿，此地原为古海屿，在对岸居住的人，需摆渡才能至屿上。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先后有人在此定居，并在屿上种植冬瓜，故名东瓜屿。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后人以其谐音取名为东瓜宇。合成、蝴蝶洲两村建于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两村位置为当年的渡口，年深日久，因滩涂淤积而连成片。
东瓜宇村位于板头村的东北，由东瓜宇、合成、蝴蝶洲、白荇窖4个自然村组成，原先农业生产水平较落后。据说直到八十年代初，尚允许外省农民迁至东瓜宇安家落户（注），所以东瓜宇村是个典型的多姓杂居之地。目前主要姓氏有：招、曾、谭、朱、冯、黄、陈、邱等，共有村民1264人，397户，人均耕地面积为1.5亩。
由于东瓜宇村农业生产较落后，且位于南沙经济开发区的交通发达地带，故它是南沙第一个实行征地的村子，也是最早由农业转向加工业、商业和服务业的村子。它曾先行一步，对农村向都市化的彻底转变作过许多探索，从而也激发了一系列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矛盾。这也是我们选取东瓜宇村作为本专题调查点的最主要的依据。
我们选取板头村与东瓜宇村作为本专题的两个调查点，目的是为了构造一个更系统、更具典型意义的调查对象。为了叙述及研究之便，我们把板头村和东瓜宇村合称为“南村”.
（注）当然必须有亲戚在东瓜宇，经亲戚介绍始成。
二、小 引
在通常意义上，现代化即是都市化。因人口集中、工业扩张、商业发展、教肓普及而建构的都市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格局。但对于长期处于农业文明格局下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现代化国家的发展模式（都市化）既是成功的标志，也是难以仿效的范例。由于时空差异和资源限制等原因，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寻找特殊的发展方式。
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始于农村，承包责任田在开始时也许不过是农民挣脱公社化的束缚、争取基本生存条件的一种自发性尝试，但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认可，联产承包的经营方式启动了整个中国的社会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都市化运动于70年代末拉开帷幕，并终于在90年代峥嵘崭露。
我们要考察的南村，便是此一大背景下的一个景点。
首先需要说明三点：
第一，由于中国在人口、资源、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特殊性，都市化并不是中国现代化唯一的、主要的发展方式。80年代以来，大量小城镇的崛起和乡镇工业的兴起，使农民在都市之外找到了就业和致富的机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合乎国情的发展方式基本上是在原有的社会秩序中萌动发生的，没有造成传统农业社会的急剧瓦解。加上一直控制着农村权力之源的政治体制的连续性，所以即使农民初步进入现代生活后，既有的社会结构、生活风格、人伦关系等也顽强保持下来，构成中国现代化的特有风景。
第二，南村的具体情况使其与中国其他农村地区不同，确实有一个都市化的过程。改革之初，因为河网纵横，交通不便等原因，南村的地方经济和乡镇企业远没有珠江三角洲其他地方发展快，乡镇企业主要还是原有的采石场、运输业等，个体经济亦很荒芜。80年代，香港知名人士霍英东先生鉴于南村所属的南沙镇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位置，又有较好的港口条件，拟投入巨额资金开发南沙，建成一个现代化的海滨新城。1990年6月，南村附近的几个村被划为“番禺市经济开发区”;1992年6月，广东省又进一步宣布成立“广州市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南村在内的南沙镇全部纳入 开发区，所属54平方公里的土地由国家征收作为工业用地，南村原则上已不存在农民，从此结束了300多年的农村史，改名为“南村管理区”,正式踏上都市化道路。
第三，南村从一个相对落后闭塞的区域一跃而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其间的自然过渡阶段被省略了，所以可能发生更为明显的行为无序与观念错位，也可能会更倚重传统资源以应对都市化进程。这种因外部剌激而走上都市化的方式在后发现代化国家具有极大的代表性，对它的观察理解可以作为都市化全过程的记录。本调查报告主要围绕南村社会结构的演变而展开，时间上从70年代末开始，而内容上以年征地后为主。
三、村民对都市化的反应
虽然土地是农民的命脉所系，但做了几百年土地的奴隶，村民们都厌恶种田，一是辛苦，二是收入低，大家都向往城市，想出去做工。土地征收后使这一愿望成为现实，想耕地也没地耕了。但都市生活条件并未随之而来，过去种田虽然收入少，一日三餐的粮食还是充足的，土地没有了，吃的大米也得买，心理上就不适应。征地款发下后，每家都有10万元左右，首先用来砌楼，花去一大半，余下的钱买辆摩托、操办儿女婚事，所余无几。而每斤大米1元以上，以每户4口人算，每天吃米就要5元以上，光靠村里发放的每人第月200元的生活费是无法应付日常开支的。南村刚刚开发，一切还在初建阶段，没什么企业，就业机会很少。
本村有家工厂，按协议要按比例招收本村人，但工厂招工只限于18-25岁之间有初中以上文化的女性，工资也只有200-400元左右。年轻人不想干，中年妇女想干又干不了；青壮年男性没有技术，出外打工反比不上外地劳工。比如珠江电厂挖泥，本地人开价10元/天，外地工8元/天也干了，所以除了少数有点技术的青壮年可以去东莞、顺德、中山等地打工外，80%以上的人无事可做。只好以摩托载客，一天可得20-30元。南村4队500多人，只有30个青年女性有正常职业；大量待业者的存在不但致使难以维持生计，而且其中少数人还学染上会赌博等不良习惯。村头街尾到处有打麻将的人，此成为潜在的社会危机。
南村附近的金村，原有土地多，征地款发得也多，加上干部有经济头脑，土地开发和企业经营好，人均收入万元以上，成人每月发600元生活费，未成年人每月500元，每户还有70平方米米住宅楼，村民生活水平高；这对南村刺激很大，两相对照，南村人对未来很悲观。都感到他们向往的都市化并没有使他们迅速过上幸福生活。
中国农民在几千年的专制伦理的驯化下，习惯于逆来顺受，以忍耐著称。对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一般并不会导致剧烈的社会冲突，况且对南村人来说，都市化的前景已经可望可即。问题在于，与失去土地后没有稳定职业生活难以保障相应，村里的干部却乘机大发横财，村民们本来就不稳定的情绪受到进一步激化，酿成一系列社会冲突，成为伴随南村都市化进程的有着严重消极影响的事件。
近3年来，南沙开发区范围内多次发生群众抗议事件，主要是针对管理区的干部，特别是支书。92年6月28日，工程队到南村已征收的土地上推土开工，50多个村民闻讯赶来阻拦、有的静坐、有的躺下，对峙严重。南村干部无法劝阻，报到管委会，以为事态严重，有人在幕后操纵，调来一个中队的警察；管委会书记到现场了解原来并没有人在背后组织、操纵，只是村民觉得征地的补偿太少，每亩12000元，发到居民手中的只有6000元、他们有个比较，87年珠江电厂征地时每亩给7000元，时间过去5年，钱还少了1000元，所以他们拒绝让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管委会只好让步，督促南村把另外的6000元。发给村民，南村是南沙唯一把全部征地款发给村民的管理区。
应当说，12000元征地款中留下一半对发展集体经济是有好处的，是农村都市化之初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渠道。问题是村民根本不信任干部，不相信他们会真的为集体为群众办事，所以还是分到手里踏实，至少不会被干部乱花。这就形成一种两难格局：一方面干部确实在用居民的征地款来奢侈享受，到处旅游，买进口车，出入酒楼，中饱私囊。另一方面钱全分完后，集体没有发展基金，发下去的钱也不能成为滚动发展的资本。那么，失却了土地的南村人以后日子怎么过？现在南村成年人每月发200元，16岁以下100元，96年就没有钱发了，到时连生活费也成了问题。由此，南村人产生了对都市化的悲观态度，此都市化过程中必需妨碍了广泛的社会动员。
这抗议行为在南村附近各村也多次发生，有时村民阻塞公路，有时集体上访。经我们反复了解，得知这些行动并没有什么人首尾一贯地精心策划，基本上是某一件事引起公愤，大家七嘴八舌一起议论，听的人越来越多，其中利益受损最大的人嗓门最 高，召唤一声，激愤的人群就跟着行动。比如去年南村有3个队长和几个青年一道喝酒，其中有个人觉得本村的山头被邻近村的石场开采了8年，为什么不收回呢？一定是村干部得了好处。几个人都响应，吵吵嚷嚷很多人来围观，6个变成50、60人。第二天以这些人为骨干，100多村民围住石场。管委会做工作，问明原委，要求石场做好开采后的工作（如修好道路等等），这个问题才了结。群众又提出本村干部的经济问题、作风，各种事情都扯了进来，调解好几次才平息下来。据镇农办刘主任讲，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干部工作没做好，经济账目上不清楚，不敢面对群众，群众越不清楚就越怀疑，越怀疑就越有气，一遇机会就爆发。引发事端的一般是三类人，一是有文化的年轻人；二是过去做过干部的人，他们有一定社会见解，对现任干部的情况比较了解；三是因计划生育等原因而与现任干部有私愤的。因为这些行为主要是针对管理区干部，所以只有管委会出面做化解工作，并作出让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极端做法，群众的情绪才缓和下来。
有些抗议行动也有具体的组织者。94年4月18日南沙石矿场用12.5吨火药引爆，造成南村50多间房屋破裂。石场不管，受害者向南村支书、村长反映，经有关方面测验后，确认受损事实，但几十天后都没有赔偿迹象。黎锦潮等房屋受损最严重的人就组织50余户受害者，每家出100元做活动经费，先到开发区，再到番禺市，最后又租汽车到政府投诉，但直到我们调查时，都没有任何单位有答复。黎锦潮认为，原因之一是石场承包人与干部有关系，而受害者中没有一户是干部。在此活动中，黎锦潮是主要的组织者，此人读过8年书，做过大队会计，后被排挤走了，对南村社会的分析比较精辟。另据反映，南村附近的沙螺湾的一次集体上访，也由一个人组织的，他出钱租车，载人到番禺市，参加者有饭吃，每天还有10元钱。可以预期，随着居民自我组织能力的提高，有组织的民意表达行为会越来越多。
四、行政权力与经济控制权的整合
农民的担忧和抗议确有出了对土地丧失后如何生活这一根本问题的考虑，但其直接矛头，是针对村干部的。土地征收了，村民变成了市民，但原有的行政权力机构只是换了一个名字，由村支部书记和村长改为管理区支部书记和管理区主任，其功能和权限依然和过去一样，而且由于都市化带来的经济发展，又使其增加了经济控制权。
1、经济权力的增长
改革以后，村民独立经营，村党支部和村长除村政管理和民事协调外，对村民的日常生活较少干预。由于村里除石场外基本上没有其他企业，村干部经济支配权也不大。征地以后，一是土地征收款40%以上由管理区留下发展集体企业，二是征收土地时留下10%土地由管理区开发，管理区因此拥有一大笔资金和不动产，支书和村长（主要是支书）有管理权和使用权。在经济主导时代，经济支配权实际上是最重要的权力，行政权力由于和经济的联合而再度强化。
按开发区管委会的要求，发给群众的征地款不能超过60%,由于南村原支部书记未做好群众工作，又用这笔钱来为自已谋私，激起群众抗议，后来不得已把征地款全部发给群众。不过开发仍然使南村经济有了较大增长。从92年到94年底建成厂房3万3千平方米出租，东海明珠和圣地亚哥2个酒楼和3个制衣厂，加上原来的2个石场，总产值1800万，纯利润500多万，这些钱如何分配和使用，主要由支书决定。这样，有限的资金没有严格的管理程序、合理的预算和有效的民主监督，很难使南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2、干部的腐败
反腐倡廉是当代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之一。不能完全否认管理区干部在振兴集体经济方面的努力，不过在当前，居民对干部一般是不满意的。首先是腐败，大笔款项的使用其实是支书一人说了算，很容易瞒天过海，化公为私。南村原来的支部书记花了二百多万建楼炒，村民反映强烈，管委会派人一查，原来贪污了征地款100多万。这样的事件虽只一例，但现任领导经济上的不廉洁，村民几乎是众口一辞，贪污的名目和方式非常之多。比如94年南沙开发区开始股份制试点，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把集体资产折资入股，年终时按集体企业总利润的49%折股分给农民，这是为了合理地分配集体经济收入；另一种是集资办企业，如两间厂集资300万，每年15厘利息。南村采取后一种方式。群众反映这种方式问题较多。其一，利息并非集资款所赚，厂房才刚刚开始建，并不能立即赢利分红，所以，用来分红的钱其实是村里的征地款；其二，集资并不是全村集资，而是有钱人集资，比如支书一户就投资10万元，这些钱是否到帐，也无法证实；其三，这些钱集起来以后如何使用也是由管理区决定，其中少不了得吃回扣等等。这种股份制尝试，实际上为少数人侵占大多数的利益提供了方便。
开发区成立后，建筑业首先发展。包工头多为外地人，主要来自福建、开平、湛江等地，其中有些人在南村已经营了好几年。为了在南村站住脚，非常注意和本地人搞好关系，除了在社会公益事业上表示热心外，特别和村干部打成一片。不少居民认为建了房子没人租，没人买，等于把钱搁在那儿，为何还要一建再建？答案只有一个：建房子对干部有好处，他们可以吃回扣。比如一个厂房工价是400-500元/平方米，包工头可以把价打到500-600元/平方米，把超出部分的送给支书，支书就在合同上签字，整个过程没有公证人，也没有居民敢去查问。包工头中没有本地人固然与南村没有建筑业传统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本地人熟悉情况，容易披露内幕，所以即使是本村的工程队也接不到工程。据估计，南村的支书一年有200-300万元收入，甚至多达400万以上。有村民说现在的支书只差飞机大炮没有了，大厦都几幢了。
南村在公路边搞房产开发，建好后有一批临街铺位要出租，管理区还给3万元作为每个铺位的启动资金，这个条件非常优越，村民都想争取，管理区既不开会讨论，也不广泛征求村民意见，主办此事的支委把它们租给了自已的亲戚，村民提出意见，他根本不当一回事，“我想给谁就给谁。”类似这样的事不少，如征地后大家都没有工作做，而集体企业中某些空位，被主办者首先安排给干部亲友。
土地征收，农村转为城市，是南村的一件大喜事，但因为集体资金的不合理使用以及干部普遍的腐败，征地以后村民和干部之间的关系反而日见紧张，权力的合理性、公正性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行政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性淡化，转而成为一种资本。支书实际上是村里最大的老板，他最有权，也就最有钱。
五、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化
公社化以后，由于一切生产生活资源均由集体支配，加上日益激烈的反封建迷信运动，南村的民间礼俗活动几乎完全绝迹。改革以后，农村生活趋于正常，社会生活的整合原则不仅仅是政治权力，而且在征地后农民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多，一些民间礼俗活动得以部分恢复。其在文化性质上与都市化相反，但在推进权力分化，建构市民社会方面又与都市化一致。
1、祭祀活动的公开化
南村村民均是数百年前从中原等地迁徙而来，风俗习惯、岁时佳节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清明、端午、7月14、中秋、冬至、除夕等都有祭祀祖先的习惯，其中清明最为重要。49年以前妇女地位低，没有资格去拜山，现在则女儿、媳妇也去，一般是同姓的人聚集在一起，有时多达50-60人，按男丁人数出钱购买甘蔗、肉包子、饮料、烧猪、饼等祭品。由年长者带领，先在祖坟前放上一张报纸，烧香点蜡烛和鞭炮，然后按年龄大小、先男后女的顺序磕头。磕头时每个人可以许愿；祭后祭品当场由众人分食，烧猪则带回去再分。关系好的同姓者，都集中到辈份最高的人家中吃饭。除清明外，其余节日都由主妇代表在家中拜一下就算了事。
天后宫是南村唯一的群众性宗教活动场所，也是南沙镇唯一的天后宫。改革后，南沙籍的香港人梁彩在东莞、番禺等地建了好几个庙宇，也到南村来呼吁砌建天后宫。他和南村的朱婶一起到各队捐款，多的给50元，少的10元、20元，愿意出多少就多少；梁彩收了钱，修房子、塑神像。当时南村的支书不让建，派出所也反对。梁彩说修天后宫，不为别的，至少也让老人在树下歇歇，地方领导就让步了。修好后，梁彩即委托朱婶负责日常管理，主要是整理供品、收拾卫生、夜晚锁门等等。村里出钱买了一个铁皮箱，放在天后宫内，每月初一、十五来烧香磕拜的人会捐些钱到箱中，每年约1000元左右，钱柜钥匙由一个生产队长保管，他和朱婶一道开箱取钱；钱取出后放在队长那里，朱婶不时来取钱买香油。发票由一个支委签名后到队长那里报销，管理方法比较严格。天后宫是一个小庙，香火不算很旺，村里不给钱，本村有钱人也没有自动捐钱的。据朱婶讲，来拜的人不多，本村的妇女居多，倒是一些外地从事运输业的人，车子经常坏，就到宫里来祈求保护，早晚拜了几次，车子居然也就不坏了。本村玩具厂的香港人，也不时带了烧猪来拜。总的看，祭礼活动在南村社会生活中没有突出意义，更多是一种形式。
改革后的农村，传统宗教、迷信活动等一般都是呈回潮之态，所以在这方面不明显，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南村本是移民地区，生活资源比较缺乏，农民迁到这里后就告别了原来的礼俗背景，忙于日常生计，没有形成根深蒂固的礼俗传统；二是宗族势力单薄，南村6个姓，黎、朱是大姓，各有几十户，但没有特别亲密的关系，俗称“水流柴”,“大杂烩”,没有人利用祠堂、祖宗等来规约同姓村民；同姓中的年长辈高者也并不拥有社会权威，决定村民情感态度的主要是利益和现实关系。
2、村俗活动的新型态
经营方式的个体化加强了社会活动的个体化，自发的群体性民间活动基本上没有了。因为行政权力之外的民间社会并未形成，一些节日的集体性活动，主要是由村里以经济为杠杆组织操纵的，其中比较大的是两类。
一是端午节的龙舟赛。龙舟赛在南沙较有传统，改革前的龙舟赛通常用一种一丈八尺的“泥艇仔”,每艇座4、5人，在河涌里比快。这种竟赛由大队组织，每个生产队一艘，比出名次后由大队出钱发奖金。不比赛时，小艇被用来运泥运肥料。分田到户后，这种龙舟赛作为集体活动自动取消，生产队的小艇也没有护养，干脆就卖给各户做交通工具；直到85年，广州市举行国际龙舟赛，番禺县要派队参加，趁机就在县内搞一次龙舟比赛，各镇参加，由此层层过渡，带动龙舟赛的复兴。
通常由县、镇有关部门（如体委）发出通知，村里着手组织，每队选几个体格健壮的中年男性。赛前1个月开始训练，每艇50人，比赛在附近河涌里进行，全程20xx-3000米。村里除竞赛费用外，还给参加者一定报酬，开始是每人每天10工分，后来是30元。龙舟平时没有什么用，就用泥埋在海滩里，否则容易腐烂；要用时再挖出来，上油晒干。由于龙舟在南村没有特殊的仪式意义，基本上是一种文体活动，其组织完全由行政部门掌握，下通知、选人员、定时定点比赛，现在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活动。
二是春节娱乐。民间自发的是初一到初五的舞狮。南村有几个人精于此道，春节前就自发地凑到一起，稍作演练就可以走村串户。舞狮虽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春节期间大家高兴，各家各户都会给一些，作为对民间娱乐的支持，村里也补助一些，生产队给一个红包（100元左右），这样舞狮者每天有15元的收入。
春节期间主要娱乐是村里组织的各种比赛，一般有足球、乒乓球、象棋、拔河等项目，有兴趣有特长的人自动报名，在本村的场地或学校的操场上训练。春节期间以生产队或村为单位进行比赛，基本费用由村里出，优胜者有奖金，多时达1000元。
另外，五四、六一、国庆、元旦等南沙镇里会组织一些文艺晚会，唱歌跳舞等。参加者多是镇府机关工作人员及工厂青年，实际上是官方组织的现代娱乐，与传统的民间礼俗没有关系，与村里也没有太大关系。征地后，除少数复耕地和房前房后的小菜地以外，南村居民基本上告别了土地。因共同经营土地而产生的各种民间联系趋于消解，不少青壮年到外地打工，原来因群居而来的约束也自动消失，残留的一些仪式也日益经济化，都市化在逐步淘汰原来的民间礼俗。
比如春节等节日村里照例会组织一些文体活动，但都是管理区出钱张罗，居民即使有愿望也不会自行组织。94年南沙管理委员会举办首届运动会，项目有龙舟赛、球类、拔河等。首先考虑的就是经费问题，运动员的训练费用由管理区出，各个项目都有企业赞助，获奖者由管委会发奖金。在运动会中获得龙舟赛冠军的南村干部说，龙舟赛费人费时费钱，请1个人每天要花50、60元，以后除非上级要求搞，不然管委会不会再组织。
民间礼俗本是一个社区共同体的庆典性、公共性活动，现在南沙的社区共同体差不多已经解体，居民之间正在摆脱过去的血缘、邻里、生产协作关系的束缚，逐步转向社会化的都市居民。民间礼俗活动失去了社会基础，只能是一级行政组织的工作，于是即使是自愿的参加者也要求一定报酬，“我是在为你工作嘛”.按照目前情况看，今后除一些官方组织的文体活动外，基本上不会再有什么民间礼俗活动了。当然，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设想。民间礼俗活动的经济目的一般是次要的，在南村度过了都市化的不适应而进入一个稳定富庶的日常生活之后，会建构一套民间文化系统，除文体竞争赛外，划龙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它有体育活动的竞技性、文娱活动的娱乐性，而万人争相围观的热闹场面又具有一定的仪式性，加上南水网纵横，完全可以成为岭南龙舟中心之一。
六、南村目前的社会关系
作为社会发展的普遍趋势，都市化决不仅仅是财富的增加和经济的腾飞，它是一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数千年形成的乡村礼治秩序和49年后逐步强化的行政权力系统都面临着或退出舞台或自我转换的选择，南村的都市化必然要把社会结构的改变提上日程。但由于传统秩序的顽强性和政治体制的连续性，由于中国都市化起始于解决生存温饱这些现代化早期的问题，从而社会组织、权力结构等方面的现代改革并未具体落实，以至于一方面是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另一方面是村民日常生活的放任自流，社会生活远没有达到恒常有序，各种错位和紊乱比比皆是。
一些民间礼俗活动的恢复只是意味着出现了政治组织之外的民间文化活动，而不标志着一个民间社会的完全确立。事实上，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民俗礼仪在南沙社会生活中都是边缘性活动，村民们并不普遍认为有参与的必要。比如黎姓是南村的大姓，原有个黎氏宗祠，大约在1958年拆掉了，至今也未有人提议重修。黎氏族人的经济利益和社会身份已无需祖先来护佑了。另一例子是，黎姓村民过去是从东莞移居南村的，本族有一个在香港发了财，回到东莞修祠堂，他在族谱上看到南村也有黎氏后裔，就邀他们去拜山。村干部和部分群众去了一次，回来后群众们说去一次很累，此后就再也不去了，只有村干部每年还去，推测其本意也不过是为了和经济更为发达的东莞搞好关系罢了。
与此同时，作为一切民间关系基础的亲属关系实际趋向形式化，儿子结婚后就和父母分开，此后来往不多。一般是有什么喜事或父母有病时回来看看，兄弟姐妹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合作经营，一旦有什么利益冲突，照样视若路人。4队有一对弟兄合伙买了一条船跑运输，不到一年就散伙了。既没有强有力的血缘亲属关系，也没有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改革后的南村并未能建构民间社会，自然也就没有什么民间权威，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只有村干部或他们委托的人才有发言权，才能调解民事纠纷。年长者、辈高者、有钱者均不具有充分的权威性。比如一个人不是党员或干部，又想插手管事，如果没有支部的委托，去也是多余的，还会惹得一身麻烦；就是见到打架，也只能劝阻，报告一下，而不能直接干涉、评说。
可见，在30多年的政权一体化之后，传统农村的礼俗结构、土绅阶层、长老权威等已被彻底摧毁。改革后政治控制相对放松，但与旧时完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又不允许旧的权威重返舞台，因此村民自我组织能力很差，全部活动还是以家庭、个体为单位，一涉及到集体性活动，只能靠行政权力系统及其派生机制来组织。
征地后村民对干部的意见一般比较大，收入悬殊太大，村干部收入超百万，有的居民穷到医院都去不了，为什么这些干部还能一任再任，稳坐交椅呢？从干部这一方面看，他们的任免并不取决于居民的信任度。各支部两年一度的换届选举，先是党员选支委，支委再选支书。支书为了自已连任，也做些拉选票之类的工作，如党员优先安排工作，可以出外旅游，支书、村长去新、马、泰，管理区其他干部去港澳，生产队长去肇庆、佛山，等级分明。发展党员时又任人唯亲，任人唯从。比如有一个支委就有5、6个亲属是党员，每次选举时都能保持1/3以上的选票。而上级部门即开发区管委会也要依靠管
理区干部支持工作，即使知道他们不够廉洁，只要不太突出、太暴露，通常也不会主动处理。南村的3个主要领导（支书、村长、治安委员）的任期都在25年以上，其他居民即使有能力也没有位置，上不来。
从村民这一方面看，不但缺乏可以分庭抗礼的民间权威和有效的民主监督机制，甚至民意表达的渠道也不畅通。成立开发区以前，南村有个村民代表大会，每个生产队5人，由村民选举产生，原则上村里的一般大事都要经村民代表大会认可。虽然这只是个形式，但至少有个说话的机会，征地后，村民代表大会无形中取消了，其并不是因为上级明文取消，而是因村民流动性太大，召集会议很困难，村干部本来也没有认为它会有多大作用，无形中不了了之。一年开一、二次的党员会，人也到不齐，来了也只是听听传达而已，一个老党员就向我们抱怨说党员其实没什么发言权，提了意见也没用。现在管理区有事，一是通过广播，二是以生产队为单位开家长会，多是政策性通告，如计划生育、戒毒等，没有让群众表达意见的机会。征地款如何使用，村民们很关心，管理区也在办公楼的墙上贴了几张表，但会计做的表非常笼统抽象，只有大的收支。比如建楼花了100万，这100万怎么花的，表上反映不出来，也许只用了70万，居民看了等于白看，后来干脆就不看了。疑虑越积越多，不时就会以抗议行为表现出来。
七、民间纠纷的主要类型
1、争占宅基地的纠纷
农村社会的土地本不值钱，一旦向城市迈进，便是一寸土地一寸金。征收土地时按人口规定的宅基地不可能再增加，因此砌楼时各户都想多占一些，被占的一方就会有意见。比如94年，南村一户人家有一块路边的土地，16平米，弟弟在此盖了一间房子做生意，征地前这块地属于姐姐的，现在看到弟弟这样做，当然很有意见，争吵起来，父亲护着儿子，越闹越大，以至于弟弟打伤了姐姐的头，女婿打坏了岳父的手。负责治安的黎主任调解了几次，姐姐总觉得自已吃亏，要求赔偿4000元，还把自己过去对家里的贡献公布出来。一年多了，姐姐还不认爸爸，关系似乎很僵。但黎主任很乐观，说这种事情的解决总得经一、两年，即当哪一方有什么喜事时，会有亲戚帮助缓和。黎主任做治安工作20多年，对本村人情事故甚为了解，处理纠纷有一套办法。94年有一起舅舅和外甥的纠纷，他们本来关系不错，经常一道喝酒。两家住房一前一后，中间隔一条路，外甥要砌围墙，挡住了舅舅的窗户，舅舅不答应，要他让开几十公分，外甥认为土地是他的，有权这么砌。为此，南沙城建、建委、管理区支书等调解了几个月不见效，他们来找黎岳均，黎不谈纠纷，只请他们喝茶聊天，和他们谈过去的事，谈他们过去的亲密无间，慢慢地再转入现在，结果外甥让出70公分，舅舅的窗子可以打开，矛盾也就解决了。
但是，如果按南沙建委的要求，房屋间隔要有一米，所以这起纠纷还未真正解决，黎主任说，砌房子违章不是我管，这是派出所、建委的事。这一点，正反映了黎的精明。邻里乡亲，总有些小摩擦和磕磕碰碰，有些小事很难确定谁是谁非，按原则照规矩是不能化解民事纠纷的，即使主要原因找到了，直接冲突缓解了，也并不就一劳永逸。他有句口头禅叫矛盾总是有的，所以他并不急于求成，并不希望有个完满的结局，而是考虑到现实具体情况，该管的就管，可管可不管的，只要不出大问题就不管，将之留给其它部门或当事人的亲友去解决。
2、土客矛盾
南村目前外地工人有几百个，主要是四川和湖南的。他们来到南村有时和当地人易产生纠纷。比如他们不讲卫生，租南村的房屋住，剩饭剩菜到处乱倒，随处大小便；本地人有意见，反映到黎主任处，由黎批评教育，这类事比较简单，但也有些复杂的。外地人到南村一般在南村呆过一段时间，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向老板介绍，这种人被称为“工头”,一般从工人中抽取工资的10%作为介绍费；工头手下通常有10来个人。不过工人一旦有什么事，工头并不管，如果是工作纪律等，厂里自已解决。但涉及到劳资矛盾、斗殴等，又是黎主任出面。94年制衣厂工人罢工，起因是工人3个月没有拿到工资，工厂的副厂长也是外地人，把老板故意不发工资，将37万元存在银行等消息通报给工人，工人集体罢工抗议。老板是南村人，在广州念过大学，他来找黎主任希望把这事压下来，黎岳均了解情况后和番禺劳动局一道，要求老板立即发工资。有时出了工伤事故，老板不愿赔偿，也由黎出面处理。
我们多次和黎主任交谈。感到他比较有社会经验，反对打人；他和这些工人关系确实不错，自已在山上的果园就是请这些工人代耕的。
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因为管理区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村民生活的命脉，村民一般会服从治安主任的调解。事实上，黎主任调解有二条原则：一是体察人情，二是经济手段，许多调解是以赔多少钱结束的。南村计划生育工作一直比较好抓，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管理区有经济制裁手段。
土客矛盾还有另一种形式。南村的教育在整个南沙是比较好的，不过，大规模的一发建设所需要的各种人才是南沙本地无法提供的，这样随着都市化的转向，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才从广东各地乃至全国来到南沙，南村也有不少。他们在各级管理机构、工厂、企业任职，以自己的知识为南沙做了不少工作，但一般而言，他们并没有为南沙社会全面接受，外地人才总感到和本地人有距离，有时还会受到压制。南村有两个青年干部即是外省来的大学生，平时接触比较多，晚上也一道玩，基本上不和本地人在一起。土客矛盾在开发之初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但南沙要建成国际水平的海滨新城，不解决这个矛盾，不充分调动外来人才（包括工人）的主动性，这个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对此，我们将专门搞一次调查研究。
八、结论
我们的调查包括49年以前的南村社会情况（详见附录），而以都市化过程为主。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我们的调查结论是：
1、农村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权力控制系统是与经济方式相适应的。经济活动方式越简单，经济活动范围越小，组织控制越严密；反之，经济活动方式越复杂、经济活动范围越广，社会控制出现的疏漏越多。
从南村的历史看，49年以前农民多是租田耕种，简单小商品交换只限于生活用品。此时乡-保-甲的权力系统的职能只是一般的收钱派丁，村里的社会组织生活基本由以族长为代表的宗法组织系统控制，农民各安其位，各尽其责；很少人游离其外。公社化以后，公社大队生产队权力系统垄断了一切生活、生产资源，农民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余地，没有人可以摆脱行政机构的领导，这是中国历史上社会控制最为严密有效的时期，当然也扼杀了农村的生机和活力。
改革后，农民中出现新角色，个体经营者、出外打工者、外地民工陆续出现；特别是都市化使农民有了新的谋生方式，手工业、小工厂、小企业层出不穷，它们共同导致农村发展的多元化，也使原有行政权力机构难以用现有的方式有效地管理。作为社会进步的表现，行政权力机构除社会管理及有关政策的实施外，较少干预农民日常生活，农民争取到了更大的生存空间；而作为农村组织不完备的表现，现在的行政权力机构实际上也无法严密周到地实施管理，不少问题只能靠临时性规定，靠主其事者个人的能力，靠农民个体的自觉等等。显然，随着经济活动方式的更大拓展和农民自由选择权进一步扩大，在如何调整改革现有的行政权力系统以有效地实施管理而又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上，还得有一个艰难的探索过程。
2、改革后及都市化的过程中民间宗法礼俗的回潮并未根本改变农村社会组织关系，它的流变及被大部分地废弃，使其根本无助于民间权威的重新树立，更谈不上对现行行政权力的制衡。当代农村社会组织的主体仍然是经济利益调节下的行政权力系统。
79年以后的农村改革，不只是土地经营方式的改变，由于社会控制的松动，政治活动和意识形态在农民生活中急速消退，传统的宗法关系和礼俗活动得以回潮，并和经济利益一起成为组织农村社会生活的准则；由于家庭再度成为生产单位，家长的权威性和家庭之间互相联系的重要性悄然增长，农村的社会结构亦与传统类似；由于自主经营后农民闲暇时间较多，文化需求增大，生活风格多元化，也迫切需要一些民俗文化活动予以满足。
但是，尽管有上述三方面原因，宗法礼俗的回潮和重现仍然只是农村生活主流之外的支流，它既未能突破行政权力系统对农村生活的控制，也未能根本改变原有的农村组织结构。首先，行政权力虽然弱化，甚至部分放弃对村民日常生活和个体经济活动的控制，但它仍然是目前农村唯一合法的权力机制并是集体经济的唯一控制者，在利益分配、民事调解方面仍然保持着最后判决权。经过30年的政治洗礼，农村原有的宗法关系，礼俗活动已被根本摧毁，不可能回到从前。第二，改革的社会心理动力是私利和物欲的一定满足，在整个中国现代化、世俗化背景下，利益动机、经济标准已无可置疑地成为社会生活的准绳；以亲情为基础，以传统为导向的宗法礼俗无法与经济力量抗衡，只能作为它的配合和辅助。在高度一体化的行政权力控制松动之后，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超越宗法关系的私人利益交换及时地取替了亲情关照，从而使宗法力量在公共权力被私有化的过程中丧失了独特有效性。第三，现代文化观念向农村的大举渗透，青年一代已不再全面认同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挟带着巨大经济利益的都市文化在农村找到越来越多的接受者。现在农村只有50岁以上的人，才对传统民间礼俗文化有点了解，要想在当代农村重建宗法民俗是完全不可能的。
因此，虽然当代农村确实出现了传统宗法关系和民俗活动，但从南村的调查中可以看出，这类活动基本上是由行政权力机构组织，或配合政治宣传，或为经济铺路，或作为农村文体活动，无论哪种类型，整个过程都是由经济作为动力和杠杆的，它们都不是传统意义的民俗活动。所谓民间社会、民间权威等也未见出现。
3、经济关系和利益原则已重新梳理和编织当代农村社会网络，民间社会和礼俗关系趋于消解，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日益简单，农村的真实面貌与一般设想的大相径庭。
农村权力系统的运作，已明显经济化。大到政策落实组织活动，小到民事调解，都是通过金钱手段来完成的；农村的一些民俗活动，也不再具有唤起认同意识、凝聚群体情感的功能，从组织者到参与者，都以经济效益为出发点；农村的居民关系包括邻里、亲友、家庭关系，都或多或少地与金钱有关。另外，由于村民个体经济能力的增强，在亲属范围内寻找或互助的愿望大大减弱，原先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人伦亲情已逐渐退居幕后。利益不但可以解释现行农村活动，更成为社会组织的真正内核。
一切以金钱为原则，不但使农村之间的地域性差异消失，也使农村与都市在许多方面接近。在现在的农村，我们已不大可能发现特别的社会形态和组织关系。至于奇风异俗等等，看来也只是艺术家们的臆造。至少在南村，除少数残存并趋消失的农村事务管理机构外，我们没有感到它和广州等城市有什么原则性区别。
现代社会应当是结构丰富、个体自由的社会，这是由经济增长作先导的，但当代农村的经济发展却导致农村结构的简化和农民生活的平面化。这一现象的根源，应当是30年政治权力一体化对农村社会的改造。它首先摧毁了传统的民间社会，然后在改革后又因权力的运作为经济腐化严重侵蚀，导致农村生活的管理也成为纯粹的经济行为，所以农村社会就变得简而又简了。展望未来，只有在农村经济呈现有机发展并走向正常轨道，个体企业、私营经济等逐渐形成利益集团和共同体后，才能再向现代经济条件下的民间社会进步，再创丰富多彩的中国农村社会。
4、现代化、都市化是人类历史的必然过程。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当代中国农村的都市化并非社会经济有机增长后的自然要求。目前农村的
行政权力系统既不可少又有很大弊病和负作用，需要不断调整和改革。
南村都市化的起点是92年6月广东省政府的一纸公文，荒僻贫穷的农村一夜之间就朝繁荣富庶的都市迈进。前景辉煌，但道路曲折。都市化不只是行政区划的改变，不只是一幢幢现代建筑，它更多是经济方式和社会组织演进的必然结果。目前农村的经济活动方式主要是个体和集体企业，多数是三来一补、来料加工、转手贸易等等。现代化的生产规模和金融体系还未普遍出现，还处在一般城镇水平，而负有领导这一进程的权力机构，又是形成于公社化时期的行政组织系统。保证转型期社会秩序的稳定，完成初步的资本积累等等，都不能不依靠此一权力系统。不过，现行组织系统之所以承担这些使命，只是因为它是目前农村唯一的、没有受挑战的权力控制者，而不是因为其已获得现代洗礼，合理地拥有发展现代经济、组织现代农村生活的能力和权力。事实上，政治一体化时代结束之后，据此而形成的权力系统并不符合推进社会转换的需要。不少官员借发展经济之名的腐败，实际上其已使现行权力系统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受到动摇。然而，由于农村的现代转换本来就缺少充分的社会、经济准备，目前也还没有可以全面取代现行权力系统的组织和集团。唯一的希望是，在付出若干代价后，农村能够补上现代化的准备这一课，增强自组织、自管理能力，在渐进的更换中，重建农村权力控制系统。
5、霍英东基金会开发的南沙东部海滨新城是南沙开发区的希望所在，它将提供农村现代化所必需的资本积累、技术培训、心理准备和社会适应的机会。
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形成，最重要的条件是霍英东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注入巨额资金全面开发。按基金会构想，要在20年时间内把南沙东部建设成现代国际化的海滨新城。类似于南村这种并不在海滨新城内的地方也将从此找到都市化的捷径。第一，基金会提供了南沙从无到有建设都市的基本资金，避免大部分农村存在的有心发展、无钱投入的问题，南村都市化将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第二，基金会正陆续建成的诸多企业为周边地区提供了广泛的就业机会，改变了土地征收后居民多数待业的现状。据此，居民亦可学习适应都市生活方式，积累部分资本作为以后发展中小个体企业的基础。第三，基金会在南沙东部拥有极大的控制权，可以不受现行社会组织和权力系统的掣肘。按照都市的一般规范和普通标准组织社会生活，缩短由农村走向都市的进程，避免各种失序和混乱。所以，南沙新城的建设对中国广大农村的都市化发展来说，都具有指导意义。
九、后记
本专题的调查是在霍英东基金会的大力支持和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何博传先生、中大哲学系袁伟时教授的具体指导下完成的。何博传先生认为，南沙的开发与建设，在世界及中国其它地区的都市化发展史上，具有极其独特的意义。因为南沙的开发是在巨大的资金及严密的规划之下从荒僻农村直接转向现代都市的，这样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及时、系统地记录、观察都市化现象的极好机会和对象。何博传先生不仅为我们确定了调查区域，还对我们的调查提纲提出一系列修正意见。
我们还要感谢为我们提供过大量极具研究价值的口述资料的南沙侨办主任余志华、板头管理区治保主任黎岳均、板头村第一任农协主席黎通及协助我们在东瓜宇管理区开展调查的鲁辉小姐。
此次调查的结果有力地修正了我们对中国农村的一系列印象（因为我们都出身于农村）和臆想，我们在震惊之余不免怀有遗憾，那就是丰富多样、具有浓厚传统人文色彩的农村生活已无从发现与体验，现代社会所塑造的单一化的生活方式已降临农村。
我们坚信中国问题的最终解决有赖于广大农村的社会进步，这也是促使我们对农村问题的研究注入极大热情与兴趣的重要原因之一。
社会调查报告的模板篇6
我国近几年来分别在各大省市，创建省级生态区，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生活环境。因此我对周边的环境进行了调查，发现近几年的环境有所改善。但我们依旧要不断的去保护环境，种植树木。
问题与分析
经调查，垃圾主要分布在路、农田、村庄和水沟相对集中的地方，约占45%.在城乡交会的道路旁边，垃圾也相对较多，约占32%.在村里的大路边，有15%的垃圾。在农田中，有2%的垃圾。在小巷和其他地方的垃圾约占6%.由垃圾的分布来看，在人活动越频繁的地方，垃圾的量也越多，垃圾堆积主要是人为产生的和任意丢弃造成的。从中反映了人们的环保意识并不高，责任心也不强。
居民几乎家家都有树，有的院子竟然全被大树遮着，而有的院子只是沾到一点树阴。总体来讲，全村树木覆盖率约在40%-50%.我觉得村里人都有在院子里栽树的习惯，树木为村民带来了很多好处，且美化了自己的家园。表明村民希望生活在一个好的环境里。这样有利于环保工作的进行。
建议与结论
1、农民对于环境问题缺乏了解，不能认识透彻，对于集体的生活环境，缺乏责任感和主人公意识。所以要加强宣传力度，开展教育会议，改变村民原本不负责的的观念。
2、作为新世纪的青年要走在时代的前列，要积极的配合环保工作，做好自己家人的思想工作，在自己努力的基础上，号召大家共建美好家园。
3、在村委会成立环卫小组，定期对村里的环境进行整治美化。在中小学成立志愿者，鼓励中小学生保护环境。
4、对于城市的个别企业提出警告，要求其停止对村里环境的破坏，并对已造成的不良后果要求赔偿。对于不听警告者进行劝导教育，若仍任意妄为则追究其法律责任。
